在“加时”一天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于12月13日在阿联酋迪拜闭幕。大会原定于12月12日结束，但在谈判截止期到来前，与会各国代表未能就化石燃料的未来达成协议。当晚，各国代表就最终文案是否采用“逐步减少”或“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展开激烈谈判，使得大会被迫“延期”。
最终，一个折中说法——“转型脱离”化石燃料诞生，并让各国代表达成一致。这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历史上首次提及脱离化石燃料，按下了逐步终结化石燃料时代的启动键。
三倍可再生能源装机为各国新一轮NDCs目标制定提供参考
基于《第一次全球盘点技术对话综合报告》——《巴黎协定》达成后首次全球盘点结果，大会主席团与各缔约方代表经过彻夜讨论，达成了全球盘点的政治决议（political decision），为各缔约方后续提高国家自主贡献雄心、编制并通报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提供信息参考。决议所提及的能源转型全球努力包含一条：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提高至现在的三倍，全球平均能效水平年增长率达到现在的两倍。
三倍可再生能源装机和能效增长翻倍的目标在大会前的多个重要的多双边场合凝聚了共识。最终的文本除将11000GW装机量和每年4.1%能效增速的定量目标字样删除外，目标的雄心和具体内容没有改变。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接受新京报零碳研究院专访时表示，全球三倍可再生能源及两倍能效目标的提出首先是为各国部署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提供一个全球框架。同时，它也为未来新一轮各国国家自主贡献（NDCs）目标提供了实质性的参考。中国目前的NDCs目标中就有可再生能源的目标，明确了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即使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领域已取得一些成绩，也不能盲目乐观
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始终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全球新能源产业重心进一步向中国转移，我国生产的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等关键零部件占全球市场份额70%。同时，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为全球减排作出积极贡献，2022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国内二氧化碳排放约22.6亿吨，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为其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5.73亿吨，合计减排28.3亿吨，约占全球同期可再生能源折算碳减排量的41%。
邹骥认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及一些低碳产业能保持全球领先主要有两个基本因素：“一个基本因素是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市场规模，把我们的成本，无论是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营销成本，还是服务成本都给拉成了白菜价，这个是我们的市场规模决定的；还有一个基本因素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体系，我们的制造业体系是最全的，从零配件到组装再到测试，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绝对优势的。”
但是，邹骥强调，在一些关键技术上中国和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不能盲目乐观。邹骥以电动车为例，大家都认为我国电动车现在形势很好，但是电动车的技术是在不断迭代中的，现在大家关注的重点是电池，但是马上下一代的电动车可能是更加智慧的自动驾驶汽车，最核心的不再是电池，领先的技术也不再是中国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冷静地看待中国新能源在世界范围的技术水平以及我们在产业链里面的位置。
“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给全球最大的贡献”
在被问到怎样利用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优势在全球发挥更大作用时，邹骥表示，“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给全球最大的贡献”。
对于中国未来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邹骥表示，首先就是要开拓国内市场，“我们一些优势的产业产品，实际上在国内市场的开发还有巨大的空间。我就以太阳能为例，目前中国的太阳能出货量可达到5亿千瓦到7亿千瓦。但是我们的市场开发程度，国内今年也就是1亿多千瓦，我们出口也是1亿多千瓦，加起来也就是3亿千瓦上下，很明显短期内还有大量产能没有用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去开拓国际市场，但是有困难也有阻力；国内市场的开拓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能不能进一步提高风光目标，然后加速它的部署，而且还得让它能够发电，能够上网，这些步伐都要加快。”邹骥说。
对于怎样开拓国内市场？邹骥举了屋顶光伏的例子，农户装上屋顶光伏以后，自家消耗的电就是一部分，用不了也很难上网的话，就得给剩余电力寻找出路，比如配储能、配热泵，配住房或者工业园区的电气化，配电动车下乡加上双向充电等，充分拓展市场需求，满足稳增长、保动能的要求。同时，还要在绿电的需求端发力，打通产业供应链和需求链的堵点，用需求扩大来保供给。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研究员陶野
